探求缔约真意的解释方法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产生两种以上不同理解并发生争议,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探求双方的缔约真意。人民法院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时,应当立足于合同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和合同全文整体理解。同时,还要斜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和共同遵循的商业交易习惯,并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平衡检视,最终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从大理院判例到案例指导制度:法律传统的制度性转化

清末民初大理院判例是成文法缺失时期的特殊法律现象,当下的案例指导制度则是一种制度折中与调试.从大理院判例到案例指导制度,可视为判例传统的延续,虽然二者所处的历史情势和面临的具体问题并不相同,但二者的历史使命是同一的,都是传统法律资源的制度性转化的努力与尝试.以案例指导制度为例,可以看出法律传统的制度性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美国仇恨犯罪理论引入之前提性研究

为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犯罪案件以及群体性暴力事件问题,美国仇恨犯罪理论被引入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之中.但是本文通过从产生背景、犯罪原因和治理策略上对中美两国仇恨犯罪进行比较,最终认为中美两国仇恨犯罪无法被等量齐观,美国式仇恨犯罪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具有相应的理论解释能力,径直将西方的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语境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反思,因此应当对该理论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     

Fiscal slack or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which matters mor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similation?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Abstract

Prior studies suggest that fiscal slack may positively affe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but yield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o address this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develops a configurational explanation combining fiscal slack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by employing fs-QCA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nlin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ole of fiscal slack is environmentally dependent on explai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at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seem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t is, fiscal slack is likely irrelevant to a high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similation, while the demanding environments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matter. Relative fiscal scarcity may be somewhat relevant to a low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similation only when combined with a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法律认知和法律原则：情感、效率与公平

情感、效率、公平是人们认知活动中惯常的三个进程。对应这三个进程,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认知互动既可能形成社会自发秩序,也可能为法学提供一个基于认知背景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法学应对实践问题。“公平主导”的一个简单回答是,面对不同场合,情感、效率、公平三种进程被激活的程度不同。大体上,家庭场合激活情感,工程场合激活效率,市场和法律则更激活公平。在实践中,公平主导的法律原则由于比较接近主流社会认知,所以法律规范在社会中往往可能“自执行”,无需全靠外界监督或者激励。公平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虽然规范和原则很重要,是社会秩序的母体。但是,公平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缺乏制度上的法治,光靠情理法是不足的。所以现代社会形成了规则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这就是二阶意义上的法律。